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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远通勤路引共鸣:每周杭州飞天津 每月路费4000多
作者:klm1 来源: 阅读次数:198次 发布日期:2021年12月07日

「本文来源:中国新闻网」

徐旭峰一家

他,每周飞天津跨省上班

她,曾每天六小时往返沪杭

“最远通勤路”的讨论引发共鸣

家和工作难两全  

那就自己辛苦点吧

本报记者 章然 见习记者 许紫莹

12月6日早上5点19分,杭州80后爸爸徐旭峰在等待电梯下楼——他要坐6:50的早班机飞天津。为兼顾家人和事业,他选择每周天津和杭州往返,周一上班路,通勤时间4个多小时。

有人不解,为什么不回杭州?徐旭峰说:“不是没想过回来,但要放弃在天津的业务和人脉……我上有老下有小,谁敢赌明天呢?”

生活不易是很多人看完徐旭峰通勤故事的感受。像徐旭峰一样,选择双城生活的杭州人还有很多。

徐旭峰的故事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后,更多人来分享了自己的双城生活。“杭州、天津来回”——这六个字让徐旭峰成了这一场“最远上班路”PK赛的王者。

有舍有得,酸甜苦辣,尽在真实努力的日常里。

一年飞了68次  

每月路费要花4000多

6点多到达机场,登机后戴上眼罩,徐旭峰会再睡两个小时。

8点55分,徐旭峰到达天津滨海机场T2航站楼,开上已经停在机场地库三天的车,到达天津保税区的车行是上午9点半,时间刚刚好,徐旭峰迅速投入周一忙碌的工作中。

周五回杭州陪家人度周末,周一赶早班机去天津,“跨省上班”的他,每月光机票就要4000+,“在天津积累了十多年,要放弃回萧山,我输不起。80后上有老下有小,谁还敢赌明天?趁着年轻,趁着父母还不用服侍,多攒点银子,掐指一算,要用钱的地方很多。心里慌呀,再咬牙坚持吧。”真实又戳心的几句话,说出了很多拼搏在路上的打工人心声。

徐旭峰1984年出生,杭州萧山进化吉山村人。2011年,徐旭峰去了天津保税区,成为一名进口车行的销售人员——他大学学的是模具制造设计专业,和新婚妻子分隔两地。受制于经济条件,徐旭峰不经常回杭州。

2012年,小夫妻在天津筑起爱的小窝。2014年,儿子QQ出生。2年后,又添了一个女儿,小名开心。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纪,出现读书难题,“我父母、岳父母都在杭州,以后我们一家肯定也是回杭州的。儿子在天津读小学,以后回杭州怕融不进去。另外,南北教育模式生活模式都有差异,决定让儿子先在杭州读小学。”

2020年9月,QQ回杭读小学。当时,妻子、女儿和徐旭峰留在天津,儿子由奶奶照顾,但徐旭峰仍不太放心,“几乎每两周,我就要回杭州和儿子一起过周末。如果儿子有重要时刻,会灵活调整时间,尽量保证自己在场。比如孩子周一有比赛,那我就买周二的机票再回天津。”

2021年上半年,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回了杭州,全家只剩徐旭峰一个人留在天津拼事业。

徐旭峰开始“双城生活”:每周五下午3点半从公司出发,坐5点10分的飞机回杭。落地后乘地铁去女儿舞蹈班,等她8点下课后一起回家。每周一飞回天津,开车到公司差不多9点10分,比不少当地同事上班还要早,“一个月通勤费用4000多元肯定有的。这一年,我一共乘机68次,做核酸检测也成了日常。”

这样的双城生活,还要至少再拼两三年。他和妻子很少吵架,“我们一周才见一次面,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,没时间争吵。”全职在家的妻子说,丈夫承受了很多,“他每天要打七八个电话给我。他和我一样的,就是那种努力干活不会矫情的人……我肯定心疼他的。但我也挺自豪,我老公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,愿意这样为家庭付出。”

妻子算了算,每月2万房贷、4000元的通勤费用,是这个家庭雷打不动的支出。

天津保税区的车行有几千家,徐旭峰所在的车行只能算中等。今年,徐旭峰开了抖音号说车,几个月涨粉几万,“我希望能继续创造一些好的内容。”之所以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通勤路,徐旭峰说:“想和每个打工人共勉,想告诉还在苦苦打拼的兄弟姐妹,白手起家,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做到我现在这样子。”

他也说,比他辛苦、比他努力、比他拼搏的人还有很多很多。

曾每日高铁往返  

就为给儿子做顿早饭

简女士住杭州滨江。家在杭州,工作在上海的生活,她已经过了五年。工作时间比较自由,简女士只要保证一周内有两三天在上海,线下对接客户就可以。

每周二,是简女士出发去上海的日子。

早晨6点半,简女士打车出发直奔杭州东站,赶7点26分的高铁。高铁路上花费1小时左右,下了高铁后,简女士继续打车去公司,一直到9点半进公司。上午10点钟,简女士正式开始见客户,“通勤路,基本上要花三个小时左右。我多年跨城通勤,已经有很多小经验了,时间点掐得很准,上班一般不会迟到。”

周五晚上,简女士又开始了从上海返回杭州的路途:晚上8点多,简女士打的去上海虹桥站,到家能控制在11点左右。周末,简女士就可以与丈夫、儿子一起度过,享受亲子时光。

疫情来临,让简女士的上班路变得复杂起来。一次,行程码出现变化,回杭后,简女士没办法进入儿子的学校,家长会、运动会等活动她都不能出席,“对儿子还是蛮愧疚的”。

前不久,简女士还因为跨城上班接受了隔离等管控措施。在酒店,简女士没有休息,待了一星期,她也抱着电脑工作了一星期,“那时候,我家人很担心我,我也真的意识到,原来疫情离我这么近。”

之后,简女士就对疫情防护很上心了:她只乘从上海直达杭州的高铁,在高铁上不吃不喝,也不接触任何东西,以保证自身的防疫安全,“奔波之类的,说实话,我已经习惯了,现在杭州去上海也比较方便,其实和同城工作没有太大区别,只是对家里实在是亏欠比较多。”

跨城上班的路上,简女士最感谢的就是丈夫和孩子的理解和包容。简女士的丈夫是自由工作者,照顾着家里大部分的事情,包括他们正读高一的儿子,“丈夫很理解我,一直说让我好好工作,不用担心家里。”

她尽量腾出时间陪伴儿子。去年,孩子读初三,简女士每日往返于杭州和上海,“儿子学习很辛苦嘛,他每天早上7点钟就出门上学了,我就想,每天回杭州的话,至少早上能给他做顿早饭。”那段时间,简女士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需要6小时左右。12月5日,简女士在杭州陪儿子过了16岁生日,“不想错过他成长的重要瞬间”。

记者也问她,有没有想过回杭州工作。她笑了笑说:“工作了这么多年,人脉资源都在上海,放弃这些回到杭州来需要莫大的勇气,更何况,上海收入更高,人到中年压力很大。”

【编辑:刘欢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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